吳晗

　　公元一六四七年，是清朝顺治四年。 四年前的五月初一，清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。 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，过了十二天作了皇帝，改次年年号为弘光。 第二年五月清军入南京，弘光被俘，明朝亡国。

　　一六四七年八月间，浙江海宁县的一个村落麻泾，村边一片枣林里，住着一位老秀才谈迁，此人既老且穷，半夜里忽然被小偷光顾，破衣烂衫，什么也没有动，只偷走一部文稿，叫做「国榷」。

　　这部书是谈迁编的明朝编年史，从公元一三二八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，每年按月按日编的大事纪。 内容主要根据明朝的实录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，经过细心的编排考订，写了改，改了再写，一连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一部大书。

　　他是一个穷秀才，买不起书，当时也没有图书馆可以借书。 明朝实录是纪载每一皇帝在位时的编年史，没有刻本，只有少数的大官僚家里才有传抄本。 他为了研究明朝历史，托人情、拉关系、左求右求，好容易才求通了邻县的几家大郡绅，经常跑一百多里路，带着铺盖伙食去抄书，抄了多少年，费了多少精力，终于把这部五百多万字的大书编成了，十分得意。 纵然刻不起板，不能传布开去，但是，只要有了稿子，将来总会有机会出版的。

　　他为什么要编这部书？ 公元一六二一年，他二十九岁，那一年，母亲死了，在家守孝。 他原来对历史有兴趣，读了不少书，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，恰好得到一部陈建着的「皇明通纪」，便仔细阅读，不料越读越生气，书里记载的史事有很多错误，见解也很肤浅，心想这样的书不是害人吗，不但糟塌人的时间，还给人以错误的史实和看法。 便下决心自己编写。 编书的主要根据是明朝实录，经过仔细研究，有几朝实录也很不可靠，例如明太祖实录是经过三次改写的，改一次便隐没了不少历史真相。 明孝宗的实录是正德时的奸臣焦芳编的，凡是他所不满意的好人都乱骂一通，把白的说成黑的，很不可靠。 为了求得历史事实的比较真实可靠，他便发愤通读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几十家明朝历史家的著作，互相对证比较，一条条的札记，按年月分别放在有很多抽屉的柜子里，再按年月按事综合研究，择善而从，编成这部书。 总之，他原来编国榷的目的是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的，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，编成一部可信的国史。

　　不料一六四四年清人入关，一六四五年弘光被俘，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三岁了。 亡国之恸，十分悲愤，在所著枣林杂俎里写上一段题记说：'我的祖先，因南宋亡，避难搬到海宁的枣林。 如今不到四百年，又是南宋亡国时的局面了。 我年纪大了，说不上那个早上晚上死去，能逃到哪里去呢？ 桃花源在哪里呢？ 只好在枣林算了！』 崇祯、弘光这两朝是没有实录的，他便根据当时的《邸报》（政府公报）继续编写，认为国虽亡了，但史不可亡，保存故国的真实历史，是亡国遗民应尽的责任。 从此，他的著作，署名为江左遗民，原来他名以训，字观若，也改名为迁，字孺木，纪念亡国的哀痛。

　　书写成了，慢慢传开了。 他家虽穷，但这部书确是件大财富。 当时有的人有钱有地位，独缺少社会名望，很想有部书出版，流传后代。 但写书要有学问，要花苦工夫。 知道谈迁生性梗介，拿钱是买不动的，便只好偷了。 结果，这部花了二十七年时间、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书被偷走了，谈迁一生的精力白费了。

　　谈迁遭受了这样严重的打击，伤心得很，在大哭一场之后，下定决心：我的手不是还在吗？ 再从头干起！

　　为了保存祖国的真实历史，也为了通过历史给后代人以深刻的教育，于是，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，满头白发，背着雨伞、包袱、干粮、纸笔，跑到嘉善、归安、吴兴、钱塘，向乡绅大族说好话求情，借书抄书，读遍了有关的参考书，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，不顾严寒，不顾酷暑，以炽盛的精力，像三十年前一样又投身到学术的战斗中。

　　这样，经过了四年，他已经六十岁了，又第二次完成了「国榷」的初稿。

　　但是，还有困难。 南方虽然有许多大乡绅，有些史书可以借读借抄，毕竟他们注意的是举业，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类。 有好多性质较为专门的书对他们没有用，因之也就看不到。 更重要的是万历到崇祯这几十年的史事，由于党争翻覆，各人的立场不同，纪载也就是非不一，同一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差别很大。 崇祯一朝史事，有许多纪载是得之传闻的，很不可信。 要多找书读，要多找人谈，特别是找身经其事的人谈，要达到这样要求，就非到北京不可。

　　北京怎么能去呢？ 没有路费，即使借到钱，到北京后的吃住又怎么办呢？

　　谈迁过去的职业是当官僚的幕友，替东家代写些应酬文字，办些文墨事务。 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胶东高弘图之聘，作高的记室，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图罢相为止，在当时官僚中有些名气。 一六五三年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，聘谈迁作记室，约他一路从运河坐船进京，谈迁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，一口答应。 在北京朱家住了两年半，除了替朱之锡做些文墨工作以外，便用全力搜集史料和访问有关史事的人物，补充和纠正「国榷」这部书。

　　当时在北京有不少藏书家，著名的一个叫曹溶，浙江秀水人，由于同乡关系，谈迁写信给他，见了面，曹溶答应借书并且介绍别的藏书家。 由曹溶的介绍，他又认识了太仓吴伟业和武功霍达。 这三个人都是现任官员，都是明朝崇祯时的进士，都收藏了很多外边不经见的秘书。 其中吴伟业熟识明末掌故，亲身经历过许多事变，是当时的大名士，交游相当广泛，从此谈迁便经常和他们往来，问以先朝遗事，一一笔录。 又借到「万历实录」「和崇祯邸报」，和「国榷」原稿核对。

　　他到北京去的时候是带着「国榷」去的，把原稿送给曹溶、吴伟业、霍达，要求他们指出错误，随时改正。

　　此外，他到处访问明朝的降官、贵族子孙、太监、官僚贵族、门客、城市和乡村居民，只要有一点线索，就不放过。 他还访问历史遗迹，如景泰帝和崇祯帝的陵墓，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区，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。 从运河北上和南下时，所过城市也都核对史书，纪载有关事迹。 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时，已经记录了几千张纸的材料，满载而归了。

　　朱之锡序他的「北游录」，描写谈迁搜访史料的情形说：「为了访问遗迹，登山涉水，脚都起了泡，有时迷了路，只好请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带路，觉得很高兴，不以为倦，人家笑他也不理会。 到一个村子里，就坐下笔记，一块块小纸头，写满了字，有时写在用过的纸背上，歪歪扭扭的，很难认出。 路上听到的看到的，一堵断墙，一块破碑，也不放过，只要耳目所能接触的都用心记下，真是勤勤恳恳，很感动人。」

　　这两年多的生活，使他的历史知识更丰富了，国榷的史料质量更提高了。 除此以外，他还把所作诗文编成「北游录」，内容包括在北京时的日记和见闻记录，北游的旅程，把一部分材料补充了以前所著的「枣林杂俎」。

　　他在学术上有很大收获，但在精神上则很痛苦。 因为他只是一个穷老秀才，一个替人帮忙的幕客，这样的身份求人借书，访人问事都不是很容易的。 他在给朋友信中诉苦说：「我不善于说话，年纪又大，北京游人多得像蚂蚁，成天去拜访贵人，听候接见，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，有时得等到晚上才能见见面，简直受不了。 北京气候又干燥，到处是尘土，鼻子口腔都脏得很。 无处可去，只有离住所两里外的报国寺有两棵松树，有时跑到树下坐一会，算是休息了。」 他早就要回南方，只因东家挽留不放，后来朱之锡奉命修书，想来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难得秘书，一打听内阁的书也都残缺不全了，没有了指望，便决心回家了。

　　一六五七年他又应聘作幕友到山西，一来是为了生活，二来也想趁机会去拜哭平阳的张慎言墓。 张慎言是弘光时的吏部尚书，高弘图的朋友，很契重谈迁。 这年十月，他还没有到平阳，就病死在路上，年六十五岁。

　　谈迁的国榷，三百年来只有传抄本。 二十五年前我因为要查对一些材料，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翻阅了一遍，因为不能外借，没有机会细读。 想望了这多年，现在中华书局终于把它出版了，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。 对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说，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，他应该十分高兴。 对学习历史的我来说，也是绝好的今昔对比，从前看不到的书现在置搁在我的书桌上，不但有机会细读「国榷」，而且还能读到他的「北游录」，比较深切地了解谈迁这个人，十分感动，也十分高兴。 这篇短文的目的，介绍这部书，也介绍这个人。 这书的编写经过，这人对历史的求真精神和顽强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　　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